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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中國性治療調查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馬斯特斯的行為治療、偉哥、激素補充、催眠療法、中國古代房中術……針對人們在性生活里的各種困擾，精神科醫生、男科大夫、護士以及中醫專家們，各自提出了一套解決辦法。
　　然而，調查發現，在中國，性治療師尚未成為國家認可的職業，他們游走於法規與倫理的模糊地帶，提供的性治療服務也良莠不齊。儘管如此，性治療已經悄然發展成一個隱秘而龐大的產業。
　　這或許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美國，自偉哥誕生以來，陽痿的診斷率就從原先的7%飆升到40%。雖然高爾夫球星“老虎”伍茲當年在“鬆林診所”接受了6周的“性癮”治療，但“性癮”作為一種疾病迄今還未被主流醫學界所承認。
　　對此，社會學家認為，在“醫學化”的框架下，自20世紀以來，性，就一直是醫學重點加以治療和干預的範疇，而且被極其嚴重地“問題化”和“污名化”了。“醫學化”的認知，必然帶來醫學的“矯正與治療”，甚至會成為唯一的解決手段。
　　然而，社會學家的批判，阻止不了性治療產業的發展。除了受經濟利益驅動外，在中國社會的性文化從工具理性走向全然的快樂主義的過程中，即使秉承“醫不叩門”的準則，人們也會為更多個人化的性煩惱而主動尋求解決之道。
　　桃色產業：性治療的真相
　　在中國，性治療師尚未成為國家認可的職業，
　　他們游走於法規與倫理的模糊地帶，
　　提供的性治療服務也良莠不齊。
　　社會學家潘綏銘：在“醫學化”的框架下，自從20世紀以來，
　　性就一直是醫學重點加以治療和干預的一個範疇，
　　並且被極其嚴重地“問題化”和“污名化”了。
　　本刊記者/錢煒 (發自杭州、北京)
　　倉河下，是杭州市內一條僻靜街道的名字。童嵩珍在這裡的工作室，相距繁華的體育場路只有二三百米——這是絕對隱私與市井喧囂之間的距離。
　　委身於中西醫結合門診、胃腸病研究院等招搖的牌匾背後，“杭州寶善堂性福中心”，即“臺灣嵩馥性健康管理中心杭州分中心”沒有任何自己的標識。它用刻意的低調，盡可能為到訪這裡的人營造一種安全感。
　　即使走進診療區，也沒有文字指示這裡究竟是什麼科室，每個房間房門緊閉，門上都釘著一塊相同的牌子——治療室。為了避免來訪者相互遇到而帶來的尷尬，“看病”實行嚴格的預約制。因而，和普通醫院里吵吵嚷嚷的情景不同，走廊里看不到任何候診者，來訪的人一到這裡就“閃進”預定好的治療室。實際上，這裡根本就沒有“患者”或“病人”，每一位前來尋求治療的人，都被童嵩珍和她的同事稱為——“個案”。
　　在網絡上，41歲的童嵩珍有“臺灣第一性治療師”之稱。八年前，她首次在臺灣新北市的廣川醫院開設“性福門診”，隨後又把性健康管理中心開到臺北。近兩年，她分別在武漢和杭州拓展性治療業務。
　　進入大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童嵩珍似乎已經是性學界的“圈兒裡人”。2014年8月29~31日，第六屆世界華人性學家學術大會暨性治療學術論壇在杭州召開。作為承辦者，童嵩珍請來了眾多來自海內外的華人性學家和各路從業人員。
　　一個隱秘的行業、一個龐雜的人群，他們在此聚首，把那些人們平時難以啟齒的話題拿到講臺上講，放在餐桌上談。
　　“抓小鳥”
　　童嵩珍在臺灣長庚醫院做過12年護士。她在骨科病房裡曾經看到，重傷的骨折病人打著繃帶，腿被高高吊起來，就在那種情況下，還不忘和前來探視的妻子親熱。這樣的情景觸發了她的思考，而不是鄙視和反感。
　　童嵩珍說，自己選擇從事這項工作，“好像上天賦予我的使命”。而後，她去臺灣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讀了碩士學位——這是臺灣唯一一家專門設立性學專業的大學。後來，童嵩珍又先後取得美國性學會(ACS)臨床性學家學院、德國“談崔(Tantra)性能開發工作坊”等機構頒發的權威執業資格認證，成為在臺灣有名的性治療師。
　　相比在現實中的低調，性治療師們在虛擬世界里都表現得異常活躍。他們在網上寫博客、開微博；講解各種各樣的性知識；勸導人們註重“性健康”；結合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故事，分析各種性煩惱……
　　在杭州寶善堂的網站上，“童嵩珍——臺灣性治療第一人”“最大、最權威的性治療室”“華人性治療領域革命性突破”等字眼在首頁上來回滾動。作為一個在現實中保持隱秘的行業，性治療從業者在網絡上的高調，成為他們吸引人們前來診治的手段。
　　究竟什麼是性治療？童嵩珍的解釋很簡單：“性治療就是指導別人如何做愛。”她接著說，“當然，治療師並不會與患者發生性關係。而實際上，在美國，也有與患者發生性關係的性治療師，那主要是幫助殘障人士解決他們床笫間的生理需求，所以也叫做‘性替代者’。”說這番話的時候，她收起了臉上職業的笑容，神情嚴肅。
　　與醫院里的各種治療手段不同，童嵩珍的性治療不用藥，也不開刀。在通常總共6次、每次1.5小時的療程里，“個案”們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發上或躺在治療床上，在女治療師甜糯的國語引導下吐露心曲，化解心結，再接受行為治療，以期解決自己人生中難以言說但又至關重要的困擾。
　　當然，他們為此所花的代價也不菲——儘管童嵩珍不願意談及費用，但據知情人士透露，一個療程的費用大約在3萬~5萬元人民幣。
　　行為治療究竟如何進行？童嵩珍說，這是不可能讓外人觀摩的過程。尤其是在對“個案”進行“諮商”的時候，更是要絕對保證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連她的助手也不能在場。
　　儘管如此，童嵩珍在《性治療師教你好好做愛》一書里描述說：“目前，在華人世界里，只有我的團隊在進行一對一‘抓小鳥’的性治療。”對這句話的最好解釋，是臺灣“嵩馥”官方網頁上的一張張“大尺度的”照片。
　　對於治療過程，童嵩珍解釋說，“我們的手也會動到他，但我們是戴手套的。我會告訴他，‘現在你要專註，我們會做性感的訓練，這是性治療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叫做性感的集中訓練。你戴著眼罩，跟你自己的想法做愛，你不是跟我，你是跟你自己的意念。’”
　　實際上，這樣的治療，很大一部分需要“個案”在熟悉了過程以後回到家裡自己做，而不僅僅是在診室。在另一些性治療中心，有的治療師遵循“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原則，只進行講解和電視片演示，然後讓顧客回去做“家庭作業”。
　　還有一些治療需要特殊器具，那就只能在治療室里進行了。比如，對於女性常見的陰道痙攣，一般會在性治療師的安撫與幫助下，嘗試從小號到大號的男性器具，讓受治者學會逐漸適應。
　　在“嵩馥”的網站上，可以看到童嵩珍手拿一個布縫的男性陽具，解釋如何自我按摩。
　　自“挺進”大陸以來，童嵩珍已接待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約300例“個案”。相比之下，面積大約只有浙江省三分之一大小的臺灣，一年的接診量就有兩三百例。童嵩珍覺得，大陸的性治療市場仍有待開發。
　　這種性治療究竟會起到什麼樣的效果？對此，外人無從知曉。有一位重慶男子曾經是童嵩珍那裡的“個案”，對於自己接受治療的經歷，他說，“其實就是在她們的幫助下‘打飛機’。”
　　這是否超出了性治療的範疇？對此，國內資深的性學家馬曉年表示，“那位患者此前已經有兩年沒有勃起了，如果能夠在性治療師那裡獲得成功，也算是一種改善。”
　　“偉哥革命”
　　杭州寶善堂的網站，把馬曉年與童嵩珍的合影照片掛在首頁，以此來證明這家性治療機構的權威性。由此可見馬曉年在中國性學領域的“江湖地位”。然而，如果你走進馬曉年在北京玉泉醫院的性醫學門診，會發現他的“老巢”和他的“地位”並不相稱。這裡遠沒有童嵩珍的治療室“高大上”。坐在牆面油漆斑駁、面積只有幾平方米的診室里，滿頭白髮的馬曉年用從嗓子眼兒里擠出來的低緩聲音說，“我的這個性醫學科，算是沒搞起來。”
　　1996年，51歲的馬曉年自願申請從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科研所調出，到北京西四環外的玉泉醫院開設了性醫學門診。從那時到現在近20年過去了，迄今全國仍僅有兩家公立醫院設有性醫學門診——除了玉泉醫院，還有張濱在廣州主持的中山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的不育與性醫學科。
　　馬曉年介紹說，科室創建之初，作為醫院的特色門診，得到了北京市衛生局與院方的支持。但在2003年，玉泉醫院被清華大學收編為附屬醫院，調整了發展重心，性醫學被邊緣化，經費也就捉襟見肘了。如今，相比北京各家“三甲”醫院人滿為患的情形，只是“二甲”的玉泉醫院病人不多，門庭有些冷清，性醫學科更是坐上了冷板凳——加上馬曉年一共只有兩名醫生，每天大約有兩三個病人“慕名”前來。
　　馬曉年畢竟擁有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性醫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頭銜，他的照片不僅出現在杭州寶善堂的網站上，也出現在北京五洲婦兒醫院的出診專家介紹里。照片下麵羅列著他的博客文章，打頭的一篇就是論述女性“性福”的問題。
　　相比其他醫生平均幾分鐘或者十幾分鐘就能打發一名病人，馬曉年給患者看病的時間每次至少都需要半小時。“要先問性史，找出問題，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識，還有的需要心理疏導。”不過，作為一名正規醫院的男科大夫，馬曉年和其他性治療師不同，他最主要的治療手段還是——開藥。
　　有統計數字顯示，40歲~70歲的男性，陽痿發生率高達52%，也就是說，平均每兩名男性就有1人陽痿。1998年，能夠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的藥物萬艾可(偉哥)誕生，馬曉年稱之為“現代性學的第三座里程碑和性治療的一場革命”。
　　在美國，偉哥上市後的第一周，每天就開出1.5萬張處方，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5萬張，第三周每天3.5萬張，至第七周，達到每天27萬張，創下了全球藥物史上的最新紀錄。生產偉哥並擁有其專利的輝瑞製藥公司的股票隨之暴漲。過去，美國陽痿患者的就診率只有7%，而在偉哥上市之後很快增長到40%。
　　2000年，偉哥進入中國。一粒50毫克的藍色小藥丸，身價高達人民幣99元，而且不在醫保範圍內。但它依然受到了男科醫生們的青睞。
　　截至2005年退休時，馬曉年一共看過2萬多病人，其中有83%是男性，在他看過的男病人中，又有90%以上都被開了藥，而且大部分是偉哥。馬曉年說，即使是心因性(心理因素造成的)陽痿，也需要使用偉哥來輔助治療。“光有心理輔導不見得有用，但只要他能夠在性事上成功一次，心理上的焦慮就會因此一掃而空。”
　　在杭州召開的世界華人性學家學術大會上，很難遇見潘綏銘。要想找到他，有一個竅門，那就是多到牆角、垃圾箱等能夠自由抽煙的地方轉悠——會議期間，他更多的時間是躲在一旁抽煙，而不是去和其他參會者交流。
　　潘綏銘退休前一直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作為一名與實踐領域相聚較遠的性社會學家，潘綏銘在大會上保持的“高冷”，就像他對待偉哥的冷眼相看一樣。他認為，在歷史上，陽痿、早泄之所以被當作“病”，其實是因為不利於懷孕，因而損害了“性的惟生殖目的論”。而當今，則主要是因為庸醫們要賺錢。潘綏銘說，陽痿早泄其實只是一個性生活不和諧的問題，靠雙方的性技巧完全可以解決。可是一些醫生卻只“治療”男人，根本不問女人的情況。這難道不荒謬嗎？大家為什麼還要給他們白白送錢呢？
　　性治療江湖
　　然而，在現實中，為了性健康而“白白送錢”的人卻並不少見。
　　加拿大籍華人陳見在上海一家名叫“臻景國際再生醫學中心”的醫療機構里做性健康顧問。這家機構坐落於上海最有格調酒店之一興國賓館，陳見說，她的工作，主要就是為高端中年人群提供定製化的性健康治療方案。實際上，這種方案的核心，就是使用性激素。
　　在陳見治療的案例中，有一位40多歲的男性企業老總，他沒有病，但時常感到疲勞，沒精神，性欲低下，妻子對他們的性生活感到不滿。他慕名來到這裡，先做了一個包括體內激素水平在內的詳細體檢。檢查結果發現，他的睾酮(雄性激素)水平很低，雖然尚未達到“病”的標準，但已經接近正常值的下限。於是，沒有處方權的陳見請臨床醫生給這位老總開出一個綜合方案，包括按地中海式飲食結構飲食、加強鍛煉等。其實，不論如何調整飲食起居，這種治療最終靠的，還是補充睾酮。
　　馬曉年說，在美國，更年期以後的男性和女性，接受性激素補充治療的比較普遍，因此，性激素治療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但目前在國內還不是很多。據陳見透露，“臻景醫療”對此類治療的收費價格非常昂貴，從5萬元到百萬元不等。不過，她同時也承認，“使用性激素需要十分小心，因為盲目的激素補充，會導致前列腺癌、乳腺癌與卵巢癌等。”
　　性治療到底屬於哪個科？有各種性煩惱的人，如果走進一家公立醫院，恐怕在分診台就會受阻——馬曉年所在的北京玉泉醫院幾乎是僅有的例外——而在一般醫院里，泌尿外科、婦產科甚至皮膚科，都和性方面的問題有關，但是又都沒有針對“房事”的專科門診和專家。
　　那麼，有了性煩惱找誰去解決？看到人們這個隱秘的需求，有不同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的人，紛紛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性治療這個行業里來。他們甚至根據自身情況，各自為自己“定製”各式各樣的頭銜：性輔導專家、抗衰老專家、性教練、成人觀察員、性功能康復專家、臨床催眠師等等。
　　“一梵易高催眠工作室”，在性學家大會上，一名身材修長的中年男子遞過來一張名片。“一梵”自我介紹說，前來向他尋求幫助的，主要是女性，尤其以經濟條件優越但在感情婚姻方面遭遇挫折的女性為主。通過每次一個半小時面對面的催眠，他可以幫助女性提升性欲，改善性感受，甚至在催眠中達到高潮。“我只是在催眠中握著她的雙手，她的身體就會開始扭動”，“一梵”強調說。
　　據“一梵”介紹，他從中醫學院畢業後，先在深圳一家高端健康會所做事，在那裡專門向女性提供以改善生殖系統健康為名義的按摩服務。不過，他覺得，在會所里提供這類服務畢竟是打擦邊球，存在風險，於是他就考了國家註冊心理咨詢師的資格證，自己開了一家催眠工作室。“一梵”面向全國開展業務，以出差去對方所在地上門服務為主。他每次催眠治療的價格在幾千元上下。
　　一名與“一梵”互動頗多的性治療師網名叫做“三悅名器女人”，她服務的主要內容則是“教導女性訓練陰道肌肉”。所謂“名器”，其實就是女性陰道的雅稱。
　　在性學家大會上，《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還遇到來自深圳武警邊防醫院肛腸科的醫生柯瑋。他自稱出身中醫世家，對中國古代的房中術頗有研究。除了平時行醫以外，他另一項重要的兼職，就是給EMBA班的老總們講授房中術。柯瑋表示，“目前，這個市場需求非常大。”
　　“性愛大師”
　　童嵩珍所提供的“行為治療”“性感集中訓練”，是可以追根溯源的：1960年代，美國華盛頓大學婦產科教授馬斯特斯與他的助手、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約翰遜女士，不顧社會偏見，一起用科學的手段研究性，獲得了驚世駭俗的發現。二人根據研究結果寫成了《人類性反應》一書，被稱為人類性學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在這本書里，他們揭示了人類性反應的基本規律，將其分為興奮期、平臺期、高潮期與消退期。
　　據此，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開創出一套性感集中訓練法：安排配偶雙方集中接受為期兩周的性治療，讓他們的註意力不再放在勃起和性高潮上，而是集中在性感感受的體驗上，以努力改善具有破壞性的分離傾向或旁觀觀望態度。他們創造的行為治療理念，動搖了在性治療領域占據統治地位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故事2013年被拍成電視劇《性愛大師》，隨後在中國成為熱播的美劇，引起人們對性學家這個行業的興趣。自1966年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發現人類性反應周期並於1970年創立行為治療學以來，性學領域還沒有出現過國際公認的巨大學術成果。因而，他們迄今還被涉足這個行業的人奉為師祖——即使有些人的療法與之並無關係。
　　到了1974年，美國另一位性學家卡普蘭提出，人類性反應的周期不只是這4個階段，在興奮期之前，應當還有一個性預期。也就是說，僅僅關註行為是不夠的，人的心理也十分重要。她著有《新性治療》一書，將心理分析法與行為療法綜合在一起，兼顧患者的心理與行為，稱之為“卡普蘭療法”。如今，幾乎所有的性治療方法都源自卡普蘭一派。
　　1970年代，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國際學術界聲名鵲起的時候，吳敏倫正在香港大學醫學院學習，他的心理學老師正是馬斯特斯的學生。後來，他去美國學習，師從卡普蘭專攻性學。
　　1976年，學成歸來的吳敏倫在香港瑪麗醫院(即香港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開設香港第一個性治療專科。與童嵩珍手把手教人做愛不同，身為精神醫生，吳敏倫主要以心理疏導的方式為患者解決性困擾。他的門診相當火爆，想找他做性心理咨詢的人，掛號排隊需要等上兩年才能輪得上。
　　在香港，最好的小學中學都是教會學校。在宗教宣揚禁欲、禁止手淫的教育影響下，很多人直到結婚，都不知夫妻之事。因此，宗教對性道德的束縛反倒成為港人“性福”的一道障礙。
　　根據多年的臨床經驗，吳敏倫將性問題從低到高歸納為6個層面：性道德壓抑；性無知；臨場焦慮；雙方關係不良；個人心理衝突；家庭及更多層面的問題。
　　吳敏倫說，實際上，80%的性問題都屬於前三個層面，這些問題只需心理疏導與性知識的教育就可以解決。後面幾個層面的問題相對較少，但也較難解決，對性治療師個人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總體而言，性治療中需要用到行為治療的其實並不多。今年68歲的吳敏倫現雖已退休，但仍在香港大學的家庭研究院幫人免費咨詢家庭糾紛，希望以此來提高自己對“第6層面問題”的解決能力。
　　吳敏倫的結論與臺灣樹德科技大學林燕卿團隊的調查結果基本相符。根據她們的研究，臺灣成年人的性問題有40%~50%都在心理層面，30%為器質性疾病(即身體器官發生病理性改變，而不僅僅是功能問題)需要就醫，剩下的20%~30%是行為治療可以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性問題，還是需要打開心結。林燕卿說，“即使行為治療這一次醫好了你的問題，如果你換了伴侶，或者感情又遇到問題，可能還是會故態復萌。”
　　在吳敏倫看來，一個理想的性治療師，需要有醫學或心理學的學歷背景，在此基礎上還要再學習10年才能出師。但在實際中，這樣的理想狀態難以達到。現實中也不需要全是這樣高層次的性治療師。一些人通過幾個月或一年的短暫培訓，也可以做性治療。不過，他再三提醒，這些人需要知曉自己的局限，只解決自己能力範圍以內的問題。
　　由於性治療的特殊情形，治療師最需要當心的情況就是被病人愛上。吳敏倫說，本來，精神科就最容易發生病人愛上醫生的事情。在性治療領域，病人向醫生暴露的是自己身心最私密的部分，就更容易發生這一情況。
　　“你需要十分敏感，越早知道病人何時愛上你越好。比如，你發現，病人來看病時穿得越來越漂亮，或者她給你送一些小禮物，一開始是鮮花、巧克力，再後來是領帶、內衣，那你就該知道，她已經愛上你了。”吳敏倫覺得，如何成功化解病人對性治療師的精神依戀，也是一門需要學習的功課。
　　對這一問題，馬曉年也有自己的心得。他說，曾經也有找上門的女病人，開口第一句話就是：啊，沒想到您這麼大年紀了！馬曉年笑著說，這說明對方對他有過度美化的幻想。馬曉年開性醫學門診時已經51歲了，在這個年紀從事性治療，會讓病人有信賴感。
　　當年，還是醫學院學生的馬斯特斯就曾有志於投身性學研究，但喬治·康納爾博士勸阻了他。馬曉年十分認同康納爾說的這句話：“再等等，等你成熟了，等你在性科學之外的某些領域取得聲譽時再加考慮。”
　　“醫不叩門”
　　著名華人性學家阮芳賦認為，性學研究目前在全世界正處於萎縮態勢。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由於性在很多國家仍然是敏感話題，不被官方所認可。
　　“在全世界範圍內，性學研究都還沒有成規模、成體制化。一旦出現一位大師或傑出研究者，就能帶動一批人，涌現一批研究機構。等這個人去世了，又往往出現退潮局面。”阮芳賦說，像金賽、馬斯特斯與約翰遜等人都是如此，他們當年創立的研究中心，如今要麼已形同虛設，要麼早已解散。位於美國舊金山的高級性學研究院，曾經是性學界認可的最高研究機構，可授予博士學位。但如今，該機構人員流失，州政府頒發的辦學執照也已經過期。
　　林燕卿是樹德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的創始人兼所長。令她頗感欣慰的是，她的這個人類性學研究，是得到臺灣教育主管部門認可的專業。林燕卿介紹說，研究所沒有本科教育，只設碩士與博士學位，已經工作的社會人士也可以報名學習。從2001年以來，研究所已經有176名畢業生，但畢業後仍以從事性教育與性諮商的居多，做性治療的人寥寥無幾。
　　在華人地區，從事性治療仍面臨著不小的社會壓力與實際困難。童嵩珍曾表示，當她的父親知道女兒從事性治療時，曾責罵她“真不知道你到底在幹嗎！”
　　無論在香港、臺灣還是大陸，性治療目前都不是官方認可的職業，也缺乏完善的監管制度。2007年，“中國首批性治療師培訓班”在深圳舉辦，主辦方是中國性學會、北京大學醫學部和美國瑪摩利大學臨床性學院。主辦者當時稱，這個培訓班將培養出中國首批“性治療師”。
　　中國性學會儘管是國內性學界最權威的學術組織，但就在它舉辦首批性治療師培訓班的那一年，還爆出從事商業活動牟利的醜聞，受到民政部停止活動半年的處罰。中國性學會後來再也沒有辦過類似的培訓班。儘管性學界一直試圖把“性治療師”推入正式職業序列，但這一“轉正”需要經過勞動部門和衛生部門的認可，迄今沒有成功。
　　在中國大陸，想在現有體系內從事合法的性治療也並非完全沒有辦法。深圳市原計生委主任陶林介紹說，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職業目錄里，有心理咨詢師、生殖健康咨詢師、婚姻咨詢師這三個職業，其中後兩個都是2007年以後才頒佈的，比較新，較少為人所知。與性相關的咨詢工作，可以在這三個國家認可並有註冊的任何一個資質庇護下進行。
　　在臺灣，童嵩珍的治療不涉及藥物和開刀，因此可以規避醫療管理部門的介入，她的診所是公司性質，名字也不包含“性治療”的字眼，而是“性健康管理中心”。在大陸，童嵩珍選擇與醫院合作的模式運營，以此獲得資質的保護。
　　像吳敏倫那樣，在公立醫院里以精神科醫生的身份來做性治療，是所有人認可的眼下最為理想和安全的模式。但吳敏倫坦言，儘管他做了30多年的性治療與研究，帶了幾十個學生，但卻沒有學術接班人。“做醫生賺錢是很容易的，而做性治療既困難，又沒什麼錢，難以吸引醫學院的學生。所以性治療這一行目前都是非醫學人士介入比較多。”
　　在華人性學家大會上，同時成立了“中華性治療協會”。該協會在臺灣註冊，會長是馬曉年，副會長有童嵩珍等人。據馬曉年透露，這個協會並非由他主導，而是由童嵩珍等人發起的。“因為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是一個純學術的非營利性組織，不能用來賺錢。而童嵩珍他們可能想利用這個性治療協會平臺做些培訓。聽說註冊手續還在辦理中，我和阮芳賦等幾位專家正在起草一個性治療行業標準。沒有標準，不規範起來，這個行業就沒法發展。”馬曉年說。
　　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潘綏銘在2013年7月出版的《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一書里，提出了對性的“醫學化”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數西方社會在醫學標準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後，就已經被“醫學化”了，甚至是被“過度醫學化”了，這涉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不僅個人的，而且整個社會的判定標準，都幾乎完全歸順並臣服於醫學。
　　在“醫學化”的框架下，自從20世紀以來，性就一直是醫學重點加以治療和干預的一個範疇，並且被極其嚴重地“問題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礙(陽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變態”——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性成癮”。
　　醫學化的認知，必將帶來醫學的矯正與治療，甚至會成為唯一的解決手段。比如對於同性戀、虐戀、戀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離”的現象，都曾經或者正在被“醫治”，不僅是心理和藥物的治療，還常常被認為應該直接動手術。說到底，醫學化其實就是社會試圖通過醫學的理解模式與治療手段，來規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表達與實踐，尤其是要剿滅一切異端。
　　然而，從事實務工作的醫生和治療師們並沒有潘綏銘這樣的認識高度和“憤慨”。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醫師李宏軍專長於男科疾病的診治，談到對性治療的理解，他說，“我們這一行有個原則，叫做‘醫不叩門’。比如，性交半分鐘射精算不算早泄？如果他沒有來看病，那就說明這對他不是個困擾。可是，有的人10分鐘射精，他照樣來找我，說要調到20分鐘，那我就得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
　　實際上，醫學家們依舊滿懷熱情地暢想性治療的未來。
　　馬曉年說，未來的發展方向就是“虛擬性治療”。其基本方法是，讓患者戴上特製的頭盔與眼鏡，穿上佈滿傳感器的緊身治療衫，坐在能固定四肢的治療椅上。計算機就會按事先設計好的程序運轉起來並把相應的電生理信號輸入頭盔、眼鏡和治療衫，患者便可以接受到如同實際生活中那樣的、但卻是模擬的觸摸刺激，這樣的性刺激相當於給患者提供了舒適的愛撫，並讓患者享受到充分的、甚至是超常的性感受。
　　計算機可以讓患者超越時空的限制，重新經歷往昔的生活，併在關鍵的時刻糾正錯誤和過失、消除不愉快的經歷，還可以實現和滿足患者的一切性要求或性幻想。重要的一點是，與童嵩珍的“抓小鳥”不同，虛擬性治療的方式，將幾乎涉及不到倫理或道德方面的風險。